隱

《韓非子·內儲說上》上有一側故事：“齊宣王使人吹竽，必三百人。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，宣王說之，廪食以數百人。宣王死，缗王立，好一一聽之，處士逃。” 這則故事譯成白話文，其意思是：齊國的國君齊宣王愛好音樂，每次必叫300個樂師爲他吹竽。南郭先生請求爲國王吹竽，齊宣王很高興，國君爲數百人提供食 物。齊宣王死後，齊缗王上台，他喜歡聽人一個一個獨奏，于是南郭先生逃跑了。
齊宣王和齊缗王都喜歡聽吹竽，但他們喜歡的方式不同，齊宣王喜歡聽合奏，而齊缗王喜歡聽獨奏。合奏的制度不能把樂師的吹竽能力區分開來，獨奏則可以。齊缗王的獨奏制度使得不會吹竽的南郭先生逃跑了。


這就是典型的搭便車的案例。
制度是分辨人的能力的途徑。如果一個社會設計的制度不好，人人都會是南郭先生。
社會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鑒別人的能力的體制。在“濫竽充數”的故事中，大家在一起吹竽，無法分辨出吹得好的人和吹不好的人；如果讓每個人單獨地吹，不會吹笛子的南郭先生馬上就露出馬腳。
社會體制就是鑒別誰能夠吹笛子，誰不能吹笛子，以及將會吹笛子的人分出等級。市場機制是鑒別哪個廠商生産的産品價格便宜、質量高的機制，即檢驗廠商能力的機制；考試制度是鑒別學生的學習能力強弱的制度，把學習能力強的學生與學習能力差的區分開來；企業的考核制度努力把對工作能力強、企業貢獻大的勞動者考核出來；職稱評審制度是給學者確定等級的制度，等等。
然而，分辨人能力的任何制度都是人設計並由人來操作的，人總能夠“超越”它，有這種制度的地方就有“超越”這種制度的作弊行爲。因而這種制度只能夠做到“大致”有效。學生考試作弊是人生作弊的開始；行賄、受賄、拍馬屁是官場上的作弊行爲；各種評審制度中評審人和被評審人之間的串通是另外一種作弊方式……
因此，分辨人能力的制度的建立是社會工程師（管理者）的任務，這個制度一方面要真正做到將有能力的人和沒有能力的人區分開來，一方面要杜絕作弊行爲。
我們再看下面一個博弈：
有一個群體，假定該群體由5個人組成，每個人有1000元錢。該群體有一個投資機構，它可以使每個人投資的錢增值到原來的3倍。但分配的方式是，將投資機構所得來的錢在5個人中平均分配。問：每個人將向該投資機構投多少錢？
每個理性的人均會如此計算：假定他向投資機構投資1元錢，該投資機構將投資的1元錢變成3倍，即變成3元，根據規則，這3元錢要在5個人間分配，他能得到0.6元。因他投資1元，投資所得爲0.6元，他虧損了0.4元！他投資得越多，虧損得也越多，盡管其他人將從他的投資中得利。這樣一算，投資是不合算的。他沒有投資的激勵。
這個博弈中，每個人均不願意投資，而希望其他人投資。因此，這個博弈的均衡是每個人都不向這個投資機構投資錢。我們想一想，每個人均將自己的1000元向這個機構投資，這是最好的結果，然而，在沒有監督機構監督的情況下，這個結果是難以達到的。
這個博弈可以看成是公共産品的供給模型。
作爲理性人，人人均想貢獻少或者不貢獻而得到更多的回報。公共物品是能夠對所有人帶來好處的物品。但每個人均不想提供這樣的物品，而希望其他人提供，自己坐享其成。在公共物品問題上，人人均有搭便車的想法。
假定有一個村子，修一條通往村外的大路丟村民的交通有利，既能使村民行走方便，又可以有利于他們的經濟活動。但每一個村民均不想自己來承擔這個任務，因爲一旦有人出資修這條路，其人將不付成本地從中獲得好處。修路人當然也能夠從中獲益，但與他的付出相比，好處不大。這樣，每個村民均希望其他人來修路，他從中 “搭便車”。結果是，長期以來村子裏沒有一條大路通往外面。
這裏，無論是“投資人”，還是“村民”，他們均是理性的人，均具有博弈思維。一旦出現這種情況，一個公共機構的産生便是合理的。對村子來說，村委會便是這樣的公共機構，它將可能向每一戶村民集資，將集資所得用來將這條路修好。這樣，每個村民都承擔了修路的成本，同時每個村民也從中獲得好處。
這些村民相當于上面的５位投資人。這５位投資人知道，每個人均采取“不投資”策略是理性計算的結果。爲了打破這個均衡，他們達成了一個協議：每個人均必須將自己的錢投向這個機構（否則將受到懲罰）。每個投資人都知道，一旦所有人都能夠做到傾其所有來投資的話，每個人均獲得好處。如果有一個監督機構能夠采取措施保證每個人均能夠投資、年個有措施監督每個人的行爲的話，每個人都將會做出投資決定。這樣，５個人均把自己的１０００元投向投資機構，每個人的最後所得將由原來的１０００元變成３０００元！
我們看到，當群體中出現人人想“搭便車”（即從他人的行爲中獲得好處）時，建立一個公共機構來協調該群體的行爲，對該群體的每一個人均是有利的。